《老人的村庄》第四章:唐招弟的两段婚姻

       

一           

招弟的丈夫叫顾宝才,小名叫根子,后面有两个妹妹,他是家里老大,又是独子,是农村中典型的“惯宝儿”。宝才家三代贫农,父亲因为排行老三,人称顾老三,没人知道他大名叫什么。宝才的外婆家成分不好,是富农。是车路河北边的一个庄子上的人。他妈妈小时候还裹过脚,算是中国农村中最末代的小脚女人。听村里的老人们私下里议论说,宝才的妈妈十五六岁时与家里的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长工好上了,那人是个三十大几的光棍,等到她父母发现时,小姑娘已经怀了孕。于是他家就一边将那个外地的长工打发走,一边张罗着给姑娘找婆家。顾老三那年二十一岁,两个哥哥中老大已经结了婚,嫂子是个残疾人,已经二十五六岁的二哥还打着光棍,那时又贫苦又有三个儿子的人家找媳妇很难。人说媒人是把“等子”(指称斤两的称),撮合婚姻时总要先惦量一下两家是否门当户对,她们觉得这两家优势与难处互补,肯定一说能成功。村里的媒婆到了顾家时说得很坦率:“人家要不是有这么回事,也绝对不会看上你们家,我觉得三小人不错才替你家说的,你们看如果行的话,马上就行个小仪式先定一下婚,同时还要准备在年内结婚,越早越好,省得拖到脚大脸丑的大家都没面子。”顾家自然满意应承,觉得是一件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情。新娘娶回来后过了三个月就生下了宝才,因此,暗地里他还有一个浑名叫“六十籽”(一种特别早熟的水稻品种,秧苗栽下去六十天就成熟了)。

宝才的爸爸是个苦出身,从小没上过一天学,十二三岁时就替人家看牛,十六七岁时就是家里的大劳力,挑担挖沟、罱泥扒渣样样活儿都拿得起来。宝才的妈妈是一双小脚,又是大小姐出身,做起农活来就像个“海里丫”(海里的女人大都不会做水稻产区的农活),好在那时单干,顾老三有的是力气,不在乎她做多做少。他很珍惜这个家庭,对于年轻貌美的婆娘和那个不是他亲生的儿子都疼爱有加。因此他们与大家庭分了家后,细脚婆娘就成了当家人,老三只顾没日没夜地干活,小日了过得还不错。后来,这个细脚婆娘就渐渐地不安分起来了。

1962年,顾家从湖北回来不久,村里的五十多岁的老支书看上了这个小脚婆娘,那时她三十七八岁的年纪,在湖北又没挨过多少饿,正是如狼似虎的岁月,一来二去的就勾搭上了。过了一年,老支书就安排宝才当了队长。个中缘由顾老三也不是全然不知,只是没办法管住她,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老支书就有事没事地往他家跑,名为找宝才商量工作,实为找机会与相好的打情骂俏。听说,有一次老家伙还在外面“摆方子”(方言,显摆的意思)说,“别看老三家的婆娘脚小,奶子屁股全是肉”。

1964年,招弟嫁过来的这一年,年仅二十四岁的顾宝才已经当了一年多的生产队长,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婚礼办得很风光,比上一年汉成结婚着实高了一个级别,还用上了好几年见不到的花轿和吹打。花轿抬到门口时,汉成看到了招弟顶着红盖头下了轿,已经二十岁的她依然是那样的娇小玲珑。那天晚上,已经当上了大队会计的赵国强在他家喝过喜酒后,回来跟他也刚刚才结过婚的婆娘说:“你别看招弟今天是热热嘲嘲地嫁过来了,我看这丫头将来没得好日子过,这娘儿两个都不是个正调,老的不是个东西,小的也好不到哪里去,又是‘惯宝儿’脾气,招弟哭的日子在后头呢。”。

顾宝才是赵国强在大王庄上高小时的同班同学,他虽然比国强大两岁,因为成绩不好,在初小时就留了一回级,上五年级时又留了级。上六年级时已经是十七岁的大小伙子,他又长了一副瘦高个子,在班上“鹤立鸡群”,同学们给他取了个诨名叫“电线杆子”。尽管留了两回级,成绩还赶赴不上那些比他矮一大截的同学。不过,顾老三两口子还盼着他能考上中学,因为他妈妈接连又生了两个女儿后就得了一种妇科病,据说从此不能再生了,他是家里的唯一希望。国强当时算是班上的尖子生,但也没能考上中学,那一年楚阳县招收的初一新生名额很少,大王庄小学被剃了个光头。1959年春天,顾老三带着全家跟人上了湖北,国强当上了大队会计。顾家从湖北回来后,他妈妈搭上了老支书,宝才就当上了生产队队长。

结婚后的头二年招弟倒是没受到罪,日子过得比人家还要宽裕一些,她上工回来后有现成的饭吃,婆婆本来就不大会干农活,现在身份不同了,又是支书的相好,又是队长的妈妈,自然就更不需要上工,在家逸逸当当地当奶奶了(那里过了门的媳妇都将婆婆叫奶奶)。他们家挣工分的劳力太多了,当着队长的宝才能拿到顶尖大劳力的工分,顾老三虽然年过五十,但干活不比年轻人差,除招弟天天上工外,还有一个大妹妹也能拿到一点半劳力的工分。虽然那时上一天工只有几角钱的报酬,但工分多了收入也就高,再加上当队长又能多吃点多沾点,还有老支书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们家的经济条件和日常生活都比人家要好得多。那时,一般人家队里分的口粮只够吃半饱,靠青菜、胡罗卜等代食品当家,平时中午都是喝薄粥,隔好几天才舍得煮一顿干饭,还要掺上许多剐碎了的胡罗卜。招弟家天天中午能吃到一顿干饭,饭里面只放一点点胡罗卜花儿,那是刻意做给人家看的。村里有人羡慕招弟“命”不丑,嫁了个好人家,但国强却在私下里跟汉成说:“别替她欢喜,就怕不得长。”

              二

上世纪60年代的生产队长权利可不小,就相当于是队里200多人口的大家长,社员每天干什么活全凭早上队长分工,记多少工分也是队长说了算,派到你一桩苦活不去也得去,假如犟着不上工,队长就按照土政策说你无故旷工罚你的工分。因此,队里人对于队长的一些不轨行为和平时骂骂咧咧的恶口声也只好忍着,有的人为了能沾到一点光就千方百计地拍队长的马屁。队长虽然是不脱产的基层干部,他的任务是带领群众干社会主义,但那时的队长能坚持与社员一起参加劳动的很少,特别差的那一类的队长,成年不参加劳动,就像个“土皇帝”。宝才就是这种类型的队长。

宝才从小就没干过农活,也根本不会干农活,有人说:“顾老三把他儿子一世的活儿都干完了”。不过,宝才特别能说,大道理一套一套的,说你有理你就有理,说你没理你就没理。时间长了,队里人也就懒得跟他说了,都晓得:“理”树栽在他家门口,怎么说都是他有理。

队长除了不干活还能拿到比大劳力多的工分,而且还有许多“特权”。村里的人家有了红白喜事,除了请上全体大队干部,也要请到各生产队的队长、会计。本队里的人家哪怕是来了个亲戚,也少不了要喊他过去赔亲戚喝两杯,有的人家本不愿意请他,但没办法,约定俗成。如果哪一家到了亲戚没请他,他也会在到了饭点时不请自到,假装去关照什么事情,人家心里有数,就连忙说:“正好,正好,正想去喊你来赔舅舅喝两杯。”于是他就不客气地坐了下来。那种场合一般不会有多少菜,弄个肉烧芋头炒个韭菜再烧一盆青菜汤就不丑了,喝酒也简单,只舍得拿两小并二两装的乙种白酒,主人大都不喝,说不会,家里的孩子早就被支出去了,困难时期都这样。

俗话说:“嘴越吃越馋”更何况宝才从小就是个“好吃精”,因此,如果隔了两三天见不到荤腥没酒喝就要动脑筋了。那时队里时经常开夜工,有时队长高起兴来会批几斤米奖赏开夜工的劳力“碰头”吃一顿夜餐,米是集体的,吃菜喝酒是AA制,钱先由队里垫着,到年底分红时再扣。这种好事自然少不了队长大人,而且都是大家分摊了酒菜钱,他分文不出。不开夜工的时候,干部们也经常“碰头”,用掉的钱找个由头在队里报销。有一天夜里,汉成和几个队里的男劳力听说几个干部又在“碰头”,晓得他们吃的是集体的,气得跑过去将一锅子肉连锅子都端了扔到大河里。宝才也怕狠,特别有点怕汉成,就是打起来,他那瘦猴样哪里是汉成的对手?

除了口头上的腐败,那时队长们的生活作风也大都不干净,队里总会有几个喜欢贪小便宜的婆娘,这些女人,只要队长有意,是很容易搭上手的,她们的目的也就是希望队长在排工时照顾一点比较轻巧的活计,记工分时多记点儿,或者将歇工也记成出勤。宝才在结婚前,也就是刚当上队长不久的那一年,那时他还没结婚,就搭上了队里的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婆娘,确切地说是那个女人主动投怀送抱的,她没费多少周折就成了宝才的性启蒙老师。结了婚后,虽然消停了些日子,但与那个婆娘仍有来往,常言道:“家花哪有野花香”,宝才就是觉得那个相好的更成熟更风骚。招弟心里也有数,也在私下里盘问过他,他说:“你别听人家嚼舌头!”招弟就不好意思再多说什么了,说出去她自己都觉得挺难为情的。后来招弟怀孕了,头胎就生了个儿子,当了爷爷的顾老三自然高兴非凡,细脚奶奶也更加把招弟当人了,月子里对招弟照顾得很周到。

不过,当上了爸爸的宝才好像是并没有多少兴奋的感觉,对招弟也越来越冷淡。原来是在招弟怀上宝宝后,他在队里又先后搭上了两个婆娘,这两个女人岁数也都比宝才大,其中有一个竟然大了十六岁,算起来还是他的一个远房婶娘,因为比宝才妈妈大一岁,细脚遇见了都叫她嫂子。这个小婶娘是个寡妇,四十岁刚出头,几年前与汉成家一起在江西,男的在扛木头时被一棵200多斤的树段子砸中头部没抢救过来,她就带着两个孩子同汉成一家回了家乡。小婶娘长得胖胖的,中等个头,圆盘脸,也不大显老。不过她是个正经人,回来几年从未发生过什么脚大脸丑的事。不知道是哪一根神经搭错了,宝才偏偏打起了她的主意。平时在一起时常用言语撩拨她,有时还在她的屁股上摸一把,每回小婶娘都是正言厉色地回他:“宝才你别瞎来,我可是你妈的嫂子,下回可不能这样没大没小的。”

有一次,晚上在打谷场上开夜工拭小麦把(人工脱粒,那时还没有脱粒的机械),拭把是一件计件的活儿,每拭完一个麦把都要将捆麦子的草腰子留下来等收工时由队长点数,按个数记工分,那天小婶娘收工最晚,宝才给她点数故意多数了十个,按照定额十个把是一分工,小婶娘心里明白,怪不得那个跟他好的婆娘每一回不慌不忙地都比她们拭得多。收工后他们一前一后的上了庄,巷子里黑洞洞的,宝才突然从身后紧紧地抱住了小婶娘,让宝才没想到的是这回她没反抗,只是默默地想扒开那两只捂着奶子的手。她的努力失败后便幽幽地说:“你先放开,等会儿我把门留给你”。于是宝才就回家匆匆忙忙洗了个澡,小婶娘的家只隔了一条巷子,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后,果然大门只是虚掩着,屋内还点着油灯。小婶娘刚洗过澡,正准备穿衣服,宝才哪里肯让她穿,两手一托就将她抱上了铺。吹灭了油灯后,顾宝才就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朝思暮想的小婶娘,也唤醒了小婶娘久违了的万种风情,她就像一头久经饥渴煎熬的母兽,恨不能将这个扒在身上小男人吞进腹中。与招弟相比,小婶娘一身的肥肉,正是宝才喜欢的类型,他有个偏好,岁数大点没关系,只要身上有肉。平时看到菱香在他面前晃动着丰满的屁股也常常魂不守舍,但理智告诉他那是一块永远不能碰的天鹅肉。自从搭上了小婶娘,“六宫粉黛无颜色”,宝才与之前的几个老相好的来往的次数越来越少,招弟更像是在守活寡。

              三

常言道:“要得人不知,除非已莫为”宝才的那些糗事,队里人个个心知肚明,不过,那时的人都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只要碰不到自家的婆娘,也没人去管那些闲事。倒是有些嘴丑的女劳力看不惯几个得了志的女人老是做轻巧活拿大工分,便常常在田里一起干活时指桑骂槐地骂骂煞煞气。有一回骂得有点太难听太露骨了,宝才的那个性启蒙老师不得不奋起回击,最后还动了手,打得难解难分时还是汉成家的菱香将她们拉开的,那天,招弟也在田里,她不便也不敢插话,只好当个没事人似的只顾埋头干活。 

这个队里的会计是个五十多岁的好好先生,从不得罪人,平时能不管的事绝不多管,因此在队里人缘很不错。不过老会计的劳动观点很强,要有大约一半多的时间跟社员一起劳动,春天负责育秧,收割季节时人也不大离场头。自从宝才当了队长后,老会计觉得这个年轻人比前任更喜欢大权独揽,就连本该由会计负责的“财政大权”他也要抓在手中。那时,生产队都在信用社有一个存款账户,存折上难得有钱,购买计划分配的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大都是现做贷款,等账户上有了出售粮食、棉花的收入再扣回。不过,生产队平时总要有一些开支,还有社员家里有了大事也要预付一点钱,碰到这种情况,只有靠队里的小金库,没有小金库的穷队就千方百计与信贷员搞好关系,借点小额贷款。因此,会计手里总会多多少少有一点现金,以备不时之需,社员家里有了急事就写条子给队长审批,批到了就到会计那里去拿钱。会计也是有点儿特权的,有的跟他处得好的人,不经审批也能从他那里拿到钱,跟他处得不好的人,即使队长批了也推说现在没钱。所以,一般的普通社员要想预付一点钱是很难的,那时有几句顺口溜说:“会计用钱不吱声,队长用钱手一伸,社员付钱等决分(年终决算)”。

宝才当队长期间,老会计不掌握钱,他投其所好,一有一点钱就交给了宝才,只要宝才写一张条子给他。宝才将钱花掉后,再拿形形式式的条了跟老会计结账,就相当于老会计负责总账,宝才兼着出纳。结账的条子大都是写在五颜六色的香烟壳子上,“碰头”聚餐的占多数,也有一些是付款条子,都是围着宝才转的铁哥们。钱数凑不全时宝才就自己写张条子算他的预付款,因此,他家虽然有那么多的劳力挣工分,但年年分配决算时都拿不到钱,钱都被宝才挥霍掉了,其中当然也有一部分作了“嫖资”。只是可怜了顾老三,一年做到头,身上穿的衣裳补丁摞补丁。结婚三年的招弟也从未添过一件新衣服。

这个队原来在村里是个比较好的生产队,自从宝才当了队长后,一年不如一年,几乎年年减产,经过了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就成了村里最差最穷的后进队。

1966年文革开始,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在位十多年老支书。罪名是:工作极端不负责任,生活作风败坏,多吃多占(那时还谈不上贪污,因为实在无物可贪),还有一条致命的罪状是阶级路线不分,与富农女儿长期保持不正当的关系,而且包庇任用富农的外孙当队长,把一个好好的生产队搞得乌烟瘴气。树倒猢狲散,当年年底,队里的群众就推选出查账小组查队里这几年的账。查出了宝才的不少经济问题。原来宝才那些结账的白条子当中有许多是子虚乌有的所谓“开支”,最后认定有500多元属于贪污。在那时,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卖给国家的水稻每斤只有七八分钱,那可是五六千斤的售粮款!

宝才被撤去队长职务后就成了一个普通社员,他感觉到好像是从天堂一下子掉进了地狱,原来几个靠抱他的大腿混吃混喝混工分的哥儿们,都一个个地跟他划清了界限,原来那几个把他当着贾宝玉频频投怀送抱的婆娘也大都受到了男人的警告:“如果再跟那个瘦狗有来往,碰到了就一刀两颗头!”那些人仿佛是又找回了男人的尊严。只有小婶娘还算得上是有情有义,每次他摸过去时仍然像以前一样地迎合他。感动得他常在重温激情后浮想联翩泪流满面。

宝才因为从小就没干过农活,罱泥、扒渣更不会,只能干些半劳力的活儿,也只能挣到大劳力一半的工分,即使干的不是重活,到了晚上还是累得不能动弹。1967年冬天,顾老三又上了大型河工,上河工能拿到最大劳力的工分,工地上还有钱、粮补助。儿子又是个半劳力,他必须出门去拚老命。不过,那一年,河工没结束顾老三就提前回来了,说是胸口疼,挑不动。后来到医院一查竟然是得了肺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第二年春天,刚刚过了五十岁生日的顾老三就撒手西去了。那时,农村里还都是土葬,土葬就必须要有一口棺材,办丧事也要化钱,宝才家那时几乎分文全无。他的大伯有三个孩子,患过小儿麻痹症的伯母又不能上工,家庭比他家更困难,二伯是个老光棍,还是队里的一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因此,没一个能帮到宝才的忙。最后还是已经当了队长汉成出面,从队里的一个旧木船上拆下了几块船板,七凑八凑的为顾老三钉了一口薄皮棺材,队里又预付了三十元钱,才将顾老三打发入土。队里人虽然个个恨宝才,但却都舍不得顾老三,都说:“好人不长久,汉成这件事做得对。”

              四

第二年,经人介绍,小婶娘找了个比她小五六岁的男人到家里来“招夫养子”(就是倒插门到女方家庭里帮助抚养孩子),那人是离楚阳县城不远的一个大庄子上的,听说,因为是家庭成分不好找不到人,一宕就成了三十大几的光棍。小婶娘的两个孩子一天天地长大了,大的已经到了上中学的年龄,她想让孩子继续上学,就必须要找个帮手。这个男人个子高高的,四方脸,浓眉大眼,如果不是受家庭成分的影响,现在已经应该儿女成群了。不久,小婶娘就跟宝才说:“那个人脾气很爆燥,以后你千万别再过来了,如果被他碰到了要出人命事!”为此宝才很失落,他一见到那个已经成了他小叔子的人高大的身影就有点胆战心惊,从此,这一段畸形的、曾经如火如荼的恋情也就走到了尽头。

自从老支书下了台后,就再也没和细脚有过来往。顾老三走后没多久,耐不住寂寞的细脚又搭上了二流子二伯,二伯前几年就打过这个比他小八九岁的弟媳的主意,细脚看不上他,他就气得与老三家几乎断了往来。老三不在了,家里一有点儿事,细脚就找二哥哥帮忙,一来二去的就“帮”上了床,这当然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了。

顾老三死后没几天,招弟又生了个女儿,此时儿子已经三岁。她刚刚坐完了月子就天天到队里上工,家里只剩下了她一个能挣到大工分的人了,宝才的两个妹妹也都先后出了嫁,那时妇女割麦、栽秧能拿到男劳力一样的工分,家里这么多人在队里称粮、分草,还欠着队里那么多的钱,她觉得只有拚命地上工干活才对得起队里的人。宝才到了这步田地,也彻底地收了心,除了不会罱泥,男劳力干的那些吃重的活儿也都能干了,想到无论怎样死做年底也分不到钱,欠队里的钱哪年哪月才能还得清,就感到前途渺茫悔不当初。与此同时,宝才对待招弟和一双儿女的态度也像换了一个人,招弟也得到了从未体验过的家庭的温暖。不过,此时家里的日子是过得十分清苦的,他家又不像别人家有点家庭副业,一点额外的收入都没有,因此,平时家里连买一盒火柴的二分钱都拿不出来。有一回,儿了发起了高烧,没钱看医生,又不好意思找汉成跟队里付钱,只好捂在家里,还是菱香知道了拿了一元钱让宝才抱儿子去大王庄卫生所。一检查儿子得的是肺炎,队里只好又付了十元钱让他带孩子到公社卫生院去住院。

第二年的夏秋之交,正是队里收早稻栽后作稻的双抢阶段。有一天,宝才和几个男劳力一起在田里挑稻把,汉成也跟着他们一起干,他这个队长可不是甩手掌柜,除了天天起早喊工排工,白天活儿也不比人少干。那天下午,天特别热,骄阳似火,又没一点风,他们挑几担就要下河去淹一会儿。快到傍晚时,突然起了天色,从西南方向过来的一片乌云很快就漫到了头顶,一会儿就大雨倾盆雷电交加。汉成就赶忙叫他们跑到200多米远的一个田头舍子里去躲雨,正当他们向那个舍子奔跑时,一道强烈的白光闪过后紧接着就是一阵震耳欲聋的雷声,进了舍子后发现少了个宝才,他们回头看到了有一个人一动不动地倒在几十米外的水田里,汉成大叫:“不好了,宝才被雷打中了!”当他们七手八脚地冒着大雨将人抬进舍子时宝才光着的上身全被烧焦了,人也没有了呼吸。

这回算是工伤,丧事全是队里包揽的,棺材仍然是用的上年拆掉的破船板。细脚哭得死去活来,招弟更是痛不欲生。菱香看到了后,回去跟汉成说:“也许宝才早死年把二年,招弟还不会这么伤心,那时她正恨死了他,而今,浪子刚刚回了头就遭到如此噩运,丢下了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怎能不叫她肝肠寸断?”那年是1968年,死鬼才28岁,家里剩下的四个人中婆婆44岁,招弟24岁,儿子和女儿分别是五岁和两岁,宝才的两个妹妹都嫁在外村,日子过得也很艰难,那时普通社员家家都这样,谁也帮不了谁。

送走了宝才后,家神柜上就供着两个亡人牌子,吃饭的时候都要先盛两碗在他们父子俩的灵前上供,这是苏北农村的风俗,人死了后要供三年的饭,起码要等到二年后才能将牌子化掉。过了一年后,为顾老三化牌子时,邻居们就劝他们婆媳一起将宝才的牌子也化了,细脚就说:“只能这样了,免得招弟看到了就难过”。以前化牌子的仪式是很隆重的,所有以前有过来往的亲戚都要通知到场,晚上还要请和尚念经超度亡灵,最后一餐饭叫“下红”(过去只有这一餐才动荤腥喝酒)要遍请村里送纸吊唁的和所有为丧事帮过忙的人,其费用开支比送葬时还要多。那时常说:“死得起人,化不起牌子”,但牌子又不得不化,据说,只有化过了牌子,阎王老爷才会安排这个鬼魂重新投生。好在那时正搞文化大革命,事情又是队里出钱出粮办的,自然一切从简,那时的“和尚”都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汉成队长就帮着料理了一场“革命化”的化牌子仪式,也没请客,只是请公社放映队放了一场电影。两回事情一次做,队里又化掉了100多元钱,那时对这类非正常死亡的社员能做到这样就算不错了,以后如果家庭确有困难就作为困难户适当照顾。(未完待续)